陈独秀外孙女吴孟华的人生路

△她是陈独秀的外孙女。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她曾多少次流下了悲凄的眼泪。

△她是一个坚强的人，生活的艰难未能使她退缩和悲怆，相反她挺过来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在河南省孟州市的农坛路，住着一位67岁的离休老人。她衣着简朴，步履沉稳，精神乐观，笑容可掬，买菜、洗衣、种花、散步，和平民一样过着恬静的离休生活。她叫吴孟华，是我们党内当年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的外孙女。

为了揭开老人的身世之谜，笔者敲开了这座幽静小院的门，迎接我们的正是孟华老人。她仍然像年轻人一样举止利落，语言铿锵，眉宇间洋溢着鸿门大家的儒雅之气。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不大，但素雅大方，字画隽秀，盆景清香。

吴孟华原籍是安徽省的安庆市。陈独秀是孟华奶奶的弟弟，按当地习惯孟华称陈独秀叫老舅。

吴孟华的亲戚和家世可用悲壮两字来概括。由于陈独秀早期的影响，他们大都很早参加了革命。当时到处是白色恐怖，他们和许多革命家庭一样，命运是非常惨烈的。外婆为了营救革命同志，房子和家产被国民党全部烧光。一个舅舅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头颅在长沙城墙头上挂了37天。

吴孟华的父亲叫吴季炎，陈独秀的外甥，曾到俄、德、法留学，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他曾蹲过监狱，国民党用电椅、老虎凳折磨他，但他坚贞不屈，后来蔡元培出面把他保了出来，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王明左倾路线时被开除党籍。

父亲被开除党籍，离开了革命队伍，带领全家回到老家安庆市。抗战时全家逃亡到四川，寄居在她的一个舅舅家里。那年孟华8岁，母亲身体不好，她就帮助母亲担起了做饭、洗衣等很多家务。洗衣服要到几十米远的河边去洗，装衣服的篮子大，她就一下一下把洗好的衣服拉回家来。

孟华在学校成绩很好，尤其是音乐更是出类拔萃，从小就显露出她的天赋。由于家境拮据，母亲急于让她早点毕业，孟华转到一所女中让她隔两级上了中学，成绩一下子拉了下来。孟华从小要强，她就拼命地追。她的英语和语文很快赶了上来，她的作文常在班上给大家念。但就是数学跟不上，原因是数学连贯性强，中间隔的太多。

这一年，孟华发现自己解小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直发展到5、6分钟就得一次，医院检查，说是得了肾炎，一家人非常紧张。

孟华的一个亲戚在上海一家纺织厂担任职务，她们打听到后，1948年，一家从四川辗转来到上海落了脚。这时，孟华的病已经很严重，加上营养不良贫血，持续高烧，几乎不能走动，每天躺在床上。这时生活稍微稳定，但仍然非常艰苦。孟华已经15岁，还是穿着露脚趾的鞋，但是爸爸说倾家荡产也要给孩子看病。找了家条件比较好的医院，而且经爸爸恳求，由一个很有名望的医生为孟华主刀动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脏。那个医生说：“即使看好，孩子也至多有五年时间的生命。”所以出院后，爸爸妈妈处处非常心疼孟华，不仅补养好，而且还输了几次血，一周后孟华就下了床到处活动。从以后的情况看，医生的预言完全得到了否定。

身体好点，孟华看到别的孩子蹦蹦跳跳去上学，心里就急。妈妈心疼她身体不让她上，她就偷偷到上海市师范附中报了名，并参加考试。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妈妈也不再说什么。孟华在校顽强学习，爸爸又帮助补课，功课很快就赶了上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上海解放时，当时孟华16岁。孟华生性活泼，每天脚不沾地跑来跑去，和同学们一起，拿着花束唱着跳着欢迎解放军的到来。上海市的大街小巷悬挂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军是人民的亲人”的大标语。她看到部队里很多女兵穿着朴素的军装和男兵一样每天忙活着和为老百姓办好事，她的心情非常激动，跑回家搂着妈妈的脖子说：“妈妈，我也要参军！”

这时，孟华的身体已经健壮起来。她找到部队首长，大大方方提出了参军的要求。孟华能歌善舞，又有文化基础，被编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的文工团，成了一名部队的文艺战士。

当时南方有的地方刚刚解放，部队生活既艰苦又危险。每人每月只有3角5分的生活津贴，够买一块肥皂和一支牙膏。女孩子家真想买点自己常用的东西，但是不敢，所以孟华把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她们夜里睡觉，有时赶不到村庄，就在野地里挖个长槽和衣而眠，南方蚊子多，夜里用个毛巾盖着脸挡蚊子咬，冬天常冻得夜里起来蹦跳暖和。

她的女高音独唱艺压群芳，令人赞叹，演唱到哪里，战士们都拼命为她鼓掌。她也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在热烈的掌声中她一遍遍为他们引吭高歌，丝毫不感到厌倦。当时，她演唱的《王大妈要和平》、《苗家歌唱毛主席》、《藏胞歌唱解放军》等歌曲深受前线战士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部队首长总是紧紧和她握手，祝她演出成功。1952年5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授予她“优秀歌手”的光荣称号，并荣记一等功。

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文工团演出设备非常简陋，没有麦克风，演员完全用嗓子大声来唱，加上生活艰苦，孟华的嗓子渐渐不行了。1954年她在福州转业到地方工作，并和当时在省检察院工作的上官成祯结了婚。

1956年，三门峡黄河大坝水利工程动工，在孟华的恳切要求下，她和丈夫一起怀着为祖国大建设献身出力的一腔豪情调到新兴城市三门峡工作。但是现实完全击碎了她那用青春和理想编织成的梦，相反迎来的竟是她一生政治上悲剧的开始。

调到三门峡，孟华被安排到水利工程局小学当教师。

但是说不清为什么，学校的教学秩序渐渐有点乱了，教师常被抽去搞非教学活动，而且动辄就是“政治任务”。市里组织大炼钢铁，孟华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也被抽去几里外的山上背矿石，几次就差点晕倒在山路上。

但是更惨的厄运接踵而来了。轰轰然然的反右中，因为她是陈独秀的外孙女，加上她对排队购买东西有意见，说她反对统购统销政策，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丈夫也由市监察局领导降到一个金属结构队去上班。

“右派分子”在当时就是阶级敌人，吴孟华简直懵了，她真想不通她和老舅陈独秀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在她模糊的记忆中，她三四岁时，奶奶带她去老舅陈独秀家里，高大的老舅穿着长衫，和奶奶坐在桌边说话，她在脚下和门坎上爬来骑去的玩。陈独秀成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是后来的事，他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

孟华成了“右派”，她在学校和社会上的威信，以致于人们对她的信任都一扫而光。处处人们都离她远远的，很少有人和她搭话，人们看她的眼光就像斜愣着看贼一样让人生冷和难受，即使到邻居和同事处借取东西，他们也仅是打开一条门缝，像躲避瘟神一样不是拒绝，就是赶紧把她打发走了事。她在街上走，孩子们看见了，一边喊着“打倒右派分子”，一边用石子或沙子往她身上投，气得孟华站下来和她们理论。他们竟说：“怎么，右派分子还想翻天！”孟华难过得泪流满面，有时真恨不得一头扎到河里或井里死去，可是又想到母亲、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咋办？自己连死的权力也没有啊！

孟华知道，丈夫由中央任命的省级检察员降成一个一般干部，完全是受自己的影响。既然自己已经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她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不能再连累丈夫了。于是，她写好离婚申请书，流着眼泪交给了丈夫。丈夫成祯一字一句读完，抬眼看着泪水涟涟的妻子，只觉得喉头哽塞，鼻子发酸，半天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他划着火柴把离婚申请书烧了，顿了顿说：“我相信你，坚强起来，不会永远是这样！”有丈夫的一片心，孟华真的坚强起来了，她相信会有一天完全还她的清白。

吴孟华的工资由原来的50元降到30元5角，一家人的生活更苦了。粮食不够吃，他们把玉米秆粉碎磨细掺上面粉，看着一家人吃得香甜，孟华眼泪就想掉下来。一次孟华把粮票不小心丢了，她托上海的弟弟寄来9斤，又卖掉自己过冬的毛衣买了几斤，一家人才熬过了几个月的日子，婆母和丈夫个子较大，布票不够用，孟华去街上买来线围巾拆开，然后又一针一针打成衣服穿。

直到1962年，吴孟华的“右派”帽子才被平反摘掉，她才敢在人们面前大声说出话来，爽朗笑出声来。

1966年，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席卷过来。吴孟华，这个有着陈独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复杂背景的女性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泥淖和深渊，而且几乎摧毁了她的生命之旅。

那时，她的丈夫已由三门峡调到沁阳县委任副书记，她随丈夫被安排到一个板厂上班。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的丈夫就被抓成了走资派，因为陈独秀和过去的右派问题，孟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她的丈夫被戴着高帽在街上游斗，她也被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街上跟着。孟华难过极了，她不敢抬头看人，那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辱骂声简直令她痛不欲生。单位每天派专人逼着她写检查，写揭发丈夫的材料，逼她干最重最脏的活。

应该庆幸孟华一生找了一个好丈夫。他心宽量大，被批一天回来，仍然装做没事一样，帮助她料理家务，并鼓励孟华提高生活的勇气。孟华说，当时要不是我丈夫对我支撑，我肯定难以活到今天。

就在孟华沁阳受难的同时，她断断续续得到消息，她在上海的家人也在受着同样的磨难。七十多岁的母亲常被批判，逼她揭发当年和父亲在一块的革命同志。她的一个哥哥在大学教书，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十米长污蔑他的大标语悬挂在当时上海的中苏大厦上。她的大妹妹在批斗中腰被打坏。孟华听到这些消息真像钢刀剜着自己的心，她一声声呼唤着“妈妈”，不断地把头埋在桌上号啕大哭起来。

孟华的丈夫调到原孟县（现改为孟州市）工作，她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孟华以为换个地方就会好点，但是她想错了。丈夫主持全县工作没几天，造反派竟说他屁股坐歪了，立场有问题，并把陈独秀的问题也拉了出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全县“批林批孔”学习班上接受批判。每天中午8至10点，下午3至5点是批判时间。孟华不放心，每天抽空就陪着丈夫到学习班上来。她照应着丈夫，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批判会场外面的墙上画了个巨大的漫画，上面是陈独秀怕人的骷髅，下边画孟华和丈夫跪在骷髅面前，并喊着“我们是陈独秀的孝子贤孙！”孟华每次路过这里就赶紧低下头，她有时瞟一眼眼前就会发黑。

有一次孩子下学，到文化馆没见到她，找到学习班上来，从门口看到爸爸和妈妈在会场前面被瞪着眼睛的造反派们批判着，顿时吓得大哭。孟华一扭头看到了孩子，顿时心潮翻腾，什么也不顾冲出会场，一把把孩子搂在怀中悲痛地哭了。

“妈妈，我怕！叫爸爸，咱回家吧！……”“孩子，你先回去，我和爸爸一会走。”孟华想到几年来不得安生的日子，想到一家人尤其是孩子跟着遭罪，又想到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她用泪眼望着孩子一走一回头哭泣的背影，真恨不得一头碰死在批判会场的墙上。

批判没有个尽头，丈夫回家话也越来越少，有时还一声声地叹息。孟华已经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知道，丈夫不仅是她，而且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如果有个好歹，后果不堪设想。她跑到当时的新乡地委找组织部领导，让表态说句公道话，但当时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还难保，谁能说个什么？从新乡回来，经和丈夫商量，孩子委托给亲戚，夜里他们逃出了孟县。他们在焦作、郑州同事处躲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丈夫成祯的老家山西省阳城县岩山村，在丈夫的一个表弟家里藏匿下来。那里生活很苦，被子脏得气味熏人，虱子成堆，每天两顿稀糊糊充饥，但这里天高气爽，更没有造反派的吼声叫声，他们心里踏实多了。他们已经做好打算，如果真不行，就把孩子都接回去，在老家一直生活到老算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孟华和丈夫才舒了一口长气。孟县县委专门去人把孟华和她丈夫接了回来，人们相互见面也有了笑脸。这年，成祯又被调到博爱县主持工作，孟华又被安排到博爱县文化馆任馆长。

孟华1986年离休。1994年和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30多年的丈夫去世了。她悲痛欲绝，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孟华知道：丈夫在政治上连连受挫，完全是自己身世的影响，但丈夫始终无怨无悔，而且是他在精神上支持着自己，在一次次劫难中能够坚强地挺了过来。

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孟华又买来教学设备，办起了家庭音乐学习班。几年来，从她这里毕业的学生有400多人，她们经常在省市级音乐大赛中获奖，有的在正规院校当上了音乐教师。